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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画家方成辞世 年近百岁仍坚持终日伏案不放假
华夏经纬网   2018-09-05 09:06:37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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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见,幽默  

  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幽默结束了。

  8月22日,漫画家方成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。他被誉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,凤凰卫视《名人面对面》栏目采访过他,称他是“一面时代的多棱镜,一把社会的解剖刀”。

  出生于1918年的他,有过很多名头,但他自己最常提及的,还是“一个幽默的老头”。别人称呼他国宝,他回答“我与大熊猫同级”。有人颂扬他“著作等身”,他说“我可没有那么矮”。曾跟他学画的《工人日报》高级编辑徐进说,他的离去,让“人间少了幽默,天堂多了笑声”。

  他画过两万多幅漫画,大多用传统人物和民间谚语针砭时弊,大至两国交战,小至社会现象,总能让人会心一笑。可近些年,这个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老头开始抱怨没有编辑向他约稿,也承认“时过境迁”,如今的年轻人不爱看讽刺漫画了。

  他和丁聪、华君武并称“中国漫画界三老”。2009年丁聪去世,一年后,华君武走了。如今,这棵“常青树”也凋零了。

  方成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没激起多少水花,一位网友在新闻下留言:“很遗憾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你。”

  本名孙顺潮的他平生第一幅漫画,创作于1935年12月9日。那时“七七事变”刚结束不久,北京掀起一次接一次的抗日救国请愿运动。警察手执大刀、木棍和水龙头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。当时就读于北京弘达中学的方成找来几册《上海漫画》杂志参考,一口气画出了好几张宣传画。贴在校门口的一张,画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大刀,刀口沾满了血,大滴鲜红的血滴下,画旁写了这样一行字:“中国人的刀,哪国人的血?”

  这个自称懦弱胆小、不关心政治的漫画家,第一次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了时代的洪流中。

  在武汉读大学时,他在学校壁报上画。日本战败投降后,他在上海的《观察》杂志上画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他又辗转从香港回到北京,继续画。

  在宿舍捉臭虫、打老鼠是他的漫画题材,国民党政府腐败也被他寥寥几笔刻在画纸上。躲空袭钻防空洞的时候,他都不忘随身携带漫画手稿。

  上个世纪60年代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国际部上前夜班,每天晚上9点开编前会定好选题,他立即回办公室开始创作构思,午夜画成,送审通过后立即制版,次日见报。3个小时画一幅漫画,时间刻不容缓,有时午夜犯困,精力不足,他必须用冷水浇一下头,才能继续想下去

  抗美援朝时期看重政治漫画,范长江晚上开车把方成、钟灵、丁聪、张光宇几个人接来,先讲形势,讲完了就让他们当场作画。旁边的朝鲜大使还一个劲儿地出主意,非让他把美国人画得“凶一点,再凶一点”。

  方成觉得,他的幽默就是这样被“逼出来的”。他曾和钟灵合作画《两个大耳光》,讽刺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虐待志愿军战俘,说话不算话,自己打自己嘴巴。艾奇逊和杜鲁门脸上的巴掌印是方成和钟灵亲自“打”上去的,方成手大一些,钟灵手小。

  用他自己的话说,幽默的根子出自人天性中的“爱玩儿”。有的话不能直接说,又憋不住,就想办法转弯抹角地说出来。湖南文艺出版社高级编辑欧阳强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,不管什么事,方成从来不会生气、不满、跟别人拌嘴,到哪里他都带来笑声。到晚年有些耳背,他索性宣称,别人说什么,“好的都听见了,坏话一个字都听不见”。

  慢慢地,幽默就像刻进了方成的骨子里。患膀胱癌做手术,他偷偷藏了个馒头在被子下面,打算饿了“垫巴垫巴”。深圳作家侯军去探望他,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叮嘱“带点肉来”,像地下工作者在接头,“猪肉牛肉羊肉,酱排骨酱肘子,甭管啥肉,拿来就行!”作家李辉开玩笑,说吃红烧肉的人都高寿,方成、丁聪、巴金、黄苗子都是如此。

  这种平和委婉,是方成独有的“方式幽默”。1991年到长沙岳麓山,住在山北的枫林宾馆,湘妹子服务员说话很快,音调又高,方成听不懂,又不直接说,就对“翻译”欧阳强说,湖南女孩说话好听,像唱歌,很悦耳,只可惜听不懂词,小姑娘在一旁“乐开了花”。

  退休后很长时间,他都蜗居在人民日报社分配的宿舍里。工作台只是一张不到一平方米的折叠小桌,桌上堆着文具和资料。作画时他得先把东西移开,腾出一块“平地”,才放得下一张纸。

  除了厨房、过道和洗手间,宿舍只剩35平方米,满床满地都是书。十几个大书柜里,所有画稿整整齐齐地装进袋子里,标上年代,用字母编号,搬到哪里都不能丢。画室、饭厅和会客厅是同一个地方,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小字条,写了“多功能厅”4个字。他请过“碟仙”,“碟仙”说他5年内搬不了家,他干脆利落地扔掉沙发,又添了3只大书柜。

  这间被书和画册挤得几乎没地方下脚的斗室,来过人民日报社的舒展、蓝翎、姜德明、王若水,也接待过荒芜、邵燕祥、吴祖光、牧惠这样的文化名流,很多外地年轻人在这里落过脚。

  方成是文化圈里公认的“老大哥”,为人谦和,没有架子,又能在做菜之余见缝插针地陪客人喝酒聊天。侯宝林把他用豆制品和淡菜炖的猪肉命名为“方家菜”,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何莫邪把一盆清炖羊肉吃得一点不剩。

  没有客人来,他就自己下厨煮挂面,最常配的是鸡蛋炒西红柿。

  他不讲究吃穿。年纪越大,他越“信老天爷教”,相信命运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。他大学在武汉大学读化工专业,却歪打正着做了“画工”。有人问他为什么改行,他回答“是老天爷定的,由不得我”。

  1986年从人民日报社离休后,方成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忙碌。

  报纸期刊约稿不断,同事、亲友、不相识的收藏家纷纷来求画,就连卖文房四宝的小贩都像是“串通好了”,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。朋友打电话来,习惯性地问,“你忙什么呢?”方成总回答:“玩命呐!”

  为了节省时间,他抽烟从每天20支减少到了四五支,电视很久没看,家附近的公园一次也没去游过。虽然日夜操劳,可有情趣的工作让他不觉得苦累,高兴了还唱几句。

  方成身体好,50多岁扛得起180斤的大米,年过花甲还跟华君武掰手腕,84岁能跑步追上公共汽车。有记者问他养生秘诀,他用一首打油诗回应:“生活一向很平常,骑车画画写文章。养生就靠一个字——忙。”

  他骑着一辆年近半百、又脏又破的自行车去报社取邮件,去邮局取稿费,假日外出拍照,从东三环路到西三环路拜访丁聪,路上得一个多小时,“反正慢慢骑,可以多看看”。

  号称“五星级酒店标准”的新家客厅里,挂着方成86岁时推着这辆自行车的照片,下面写着一行字:“您瞧,我也有辆‘专车’!”他还创作过好几幅骑车的自画像,样子优哉游哉,得意洋洋地自诩“上车就有座”,而且无需等车,没有误点之说。

  他80岁学会用电脑,90岁开始写打油诗, 92岁当上了广州亚运会火炬手,98岁为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30周年题写了横幅。年近百岁,他还坚持终日伏案,“从鸡叫忙到半夜鬼叫”,从不给自己放一天假。他在自述中说,“文化大革命”夺去了他10年的宝贵时间,他想“尽力省回来”。

  徐进记忆中的老师,在“文革”下“牛棚”时一样乐天派。他鼓励学生多读书,带领他们爬山、骑自行车锻炼身体。但方成自己知道,那是极其苦闷的10年。以往性情开朗、爱说爱唱的妻子变得沉闷不堪,他自己则闷着头整日写检查,“已被压成任人宰割的动物,和文明世界是不相干的”。

  没有画画的那10年,他收获的唯一好处,是从此“敢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,分辨是非”。

  下放结束后回到报社时,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许多歌颂“大跃进”的漫画,画出的猪如象大,花生壳可以当小船。方成不在北京,没赶上去画,倒是赶上了批判“大跃进”的那一拨。

  1979年,方成到北京参加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,从邓小平的祝辞中得知允许画国内题材的漫画了,他立即请假创作了一批讽刺画,于次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中国首次个人全国漫画展览。

  为铁拐李画像,他别开生面地标上“神仙也有缺残”。《不要叫“老爷”》讽刺有些“公仆”满脑子封建官本位思想,《老教授卖鸡蛋》则影射“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”的社会思潮。最出名的一幅是《武大郎开店》,讽刺武大郎嫉贤妒能,比他高的都不用。这幅漫画后来被编成广东戏、河北梆子剧演出,方成美滋滋地从天津电台广播上录了音,收藏起来,这是他特意“回敬”当初给他穿小鞋、“整”他的人的。

  他对过去仍然耿耿于怀,时常愧疚没能帮助亲友“亏了心”,又认定妻子后来因心脏病去世是因为那几年“伤了心”。

  “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,用泥捏出来的。我没见过上帝,但确实看到,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,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,用手使劲捏,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。我用镜子照照,果然,他们并没有白费劲。”他在自传中写道。

  可谁也无法把他捏得和别人一模一样。人到晚年,他的状态越来越松弛和包容,可骨头还是硬的。“泥是越捏越吃力的,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。我看,人大概也一样。”

  时间仿佛一双无形的手,在他身上留下越来越多痕迹。

  近两年,方成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健朗,稀疏的白发覆盖不住瘦得突兀的额头,自行车也换成了轮椅,碰见人还是热情地打招呼,只是时常喊错名字。有一次在电梯里偶遇常来往的好友兼邻居李辉,他想了又想还是没能叫出对方的名字,只说“我知道,两个字”。他频频梦到早逝的妻子陈今言,醒来忍不住感慨,“她倒好,老是那么年轻,我却老成这个样子,怕是都不认识了”。

  给他打电话,他耳朵有点背,听不清话又不直说,就自个儿嘟囔:“唉,我就不愿意当老头儿,他们非让我当不可!等着,我给你拿耳朵去。”话筒那头的人一听就乐了,知道他去拿助听器了。

  暮年悄无声息地降临在这个不服老的老头儿身上,漫画的黄金时代也悄然逝去。

  沉下心来画漫画的人日益稀少,各大报刊也相继砍掉了漫画版。方成总结了一条规律——“生产不断发展,稿费依次不断削减”。

  上世纪50年代最“阔气”的时候,一幅漫画稿费20元,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。小饭馆一碟红烧肉不过五角钱,在东安市场的西餐厅点两菜一汤1.7元,20元足够他请一两桌客人大快朵颐。到2000年左右,一幅画稿费100元或150元,就只够请一位客人了。欧阳强来拜访他,手头紧张或懒得出门时,煮碗“方家面”俩人就能对付一顿。

  他不再画画,一头扑进了新的课题,做关于“幽默”的理论研究,平均每年出两本书。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是《方成谈漫画艺术》,中国图书界最高的三大奖项,它拿了两项,“填补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空白”。

  “中国漫画界最大的官儿”华君武说,他画漫画只知其然,方成是“知其所以然”。

  他费尽心思琢磨如何引起读者、特别是书店老板的兴趣,可书店老板似乎只对歌星、影星和主持人感兴趣。出版了这么多书,但他逛了许多书店几乎没看见过一本。但他还打算继续忙下去,“大概人想做什么事,上了瘾就没法脱身的”。

  上次过生日,他用新学会的瓷板画画了一个大肚弥勒佛,题字“放下便是”,署名“百岁方成”。一年后,这个笑着走过一生风浪的老人,静静陷入了沉睡。

 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高珮莙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转自中新网

 

 

责任编辑:虞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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